我与树与花 | 止庵
我家院子里的一棵紫薇树死了。整个冬天，它的枝头不见一个芽苞。开春以后，别的树陆续发芽、长叶、开花，只有它是例外；用指甲抠开树皮，倒还有些许绿色。于是给它浇水，用塑料布把树干裹上，照样毫无动静。前些时请人从小枝锯到大枝，再锯到主干，断端都已干枯了。
这棵树原本有一丈来高，是大前年秋末移来的(如上图)。翻看2020年的日记，七月八日：“院里的紫薇树开了很多花，引得小区的保安都来照相。还记得四五十年前背诵的白居易《紫薇花》——虽然他看的大概是灌木的而非乔木的紫薇：‘丝纶阁下文书静，钟鼓楼中刻漏长。独坐黄昏谁是伴，紫薇花对紫微郎。’当初很喜欢末一句，现在却觉得趣味并不甚佳，正是昨是而今非。白居易另有同题七律，首联云‘紫薇花对紫微翁，名目虽同貌不同’，可见他还很喜欢这种说法。”十日：“昨夜大雨。紫薇花朵上沾满雨水，变得很重，压得好几个枝条都弯了。”十一日：“夜又大雨，紫薇的枝条垂得更厉害了。”十四日：“紫薇花开得过于茂盛。接连几场大雨，花朵浸满雨水，压弯的枝条予人力不能胜之感。或许开这么多花，正是不自量力或得意忘形。天气转晴，才逐渐恢复原貌。”当时我正在和责任编辑一起细细打磨长篇小说《受命》的稿子——我们戏称为“优化”，书里Apple家门前也有几棵紫薇，虽系灌木，我还是补了一两句开花遇雨的描写。我家这棵树简直是去年花开得太多把自己给累死了。它好像不懂这一辈子且还得活呢，应该悠着点儿。
我想起古今那些才华绝世，却又短寿促命的文学家、艺术家和思想家，譬如只活了二十岁的雷蒙·拉迪盖，活了二十三岁的王弼，活了二十六岁的李贺，活了二十八岁的埃贡·席勒，等等，其间不无相仿之处。废名悼念早夭的梁遇春说：“秋心这位朋友，正好比一个春光，绿暗红嫣，什么都在那里拼命，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总是燕语呢喃，翩翩风度，而却又一口气要把世上的话说尽的样子，我就不免于想到辛稼轩的一句词，‘倩谁唤流莺声住’，我说不出所以然来暗地叹息。我爱惜如此人才。世上的春天无可悼惜，只有人才之间，这样的一个春天，那才是一去不复返，能不感到摧残。”（《〈泪与笑〉序》）如今我所感伤者无非如此。当然紫薇死了也许只是因为2020年冬天特别冷，我们没有做好防冻措施。院里死了的还有一棵种了十几年的石榴，去年也结了比往年更多的果实。听说我们这一片儿，这两种树有不少过冬未能存活下来。
我说这些，或许难免多愁善感之讥。但由树联想到人，亦不乏先例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即云：“桓公北征经金城，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，慨然曰：‘木犹如此，人何以堪。’攀枝执条，泫然流泪。”只不过我悲哀的是夭亡，桓温叹息的则是衰老罢了。然而同为此等生命现象所触动，也可以说是一回事。关于人与树，美与毁灭，还可提到大岛渚导演的电影《御法度》，新来的武士加纳惣三郎（松田龙平饰）的美貌，竟使得新选组人心涣散，整支队伍都垮掉了，而他其实非常无辜。影片末尾辅佐首领的武士土方岁三（北野武饰）高喊“魔鬼！魔鬼！”，对着银幕挥刀将一株盛开的樱花树拦腰斩断，是非将他处决不可的意思罢。
记得作家史铁生去世两年前我去他家做客，看见书都被拆成一个个印张，以便阅读，整本书他拿不动。他还指着桌上的一袋花生米说，现在我的血管状况忌食花生衣，假如一下把这些都吃了，就没命了。后来我讲给在国外的一位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听，朋友说，你讲的这两件事比读他的作品更令人对生命的状态有所触动。虽然我写在这里，并不关乎本文这个题目。
史铁生与我母亲是同一年去世的。我在《惜别》里写到母亲养花的事情。母亲生前养的花，有几种如今还在。岑参《山房春事》有云：“梁园日暮乱飞鸦，极目萧条三两家。庭树不知人去尽，春来还发旧时花。”我在给这些花浇水施肥时也想，它们照旧花繁叶茂，却早已换了别的人来照管；它们不知道，那个曾对它们念兹在兹的人，永远不存在了。
《受命》出版后，有读者问我为什么要描写那么多植物。这些年北京很多地方拆除重建，原来的房子、院落和胡同都没有了，只剩下几棵老树，幸存于新建的楼群之间，抑或宽阔的大街一侧。尽管这也是出诸人为的安排，却每每令我感到只有它们才能超越人世的一应变迁，成为过去年代唯一有生命的延续。而无论老树新树，乔木灌木，乃至花花草草，一年四季变化自有规律，仿佛与我们分属不同的世界。前引岑参的诗，还有韦庄的《台城》：“江雨霏霏江草齐，六朝如梦鸟空啼。无情最是台城柳，依旧烟笼十里堤。”讲的都是以人的眼光去看这些人世之外的东西；那么假如有一副人世之外的眼光来反观呢，看到的大概就是《老子》所形容的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了罢。“天地不仁”的意思不是说天地不好，是说它无所偏私，对什么都一视同仁。我在动笔之前写过一年多植物日记，记录每日在院里和街上所见植物的种种变化。在小说中描写这些植物，是想给人物和故事设置一个更大的背景，在那个背景里一切都依循自然律，不为人物的意愿和努力所左右，以此反衬我写到的人间的悲欢离合。
前些时整理父亲留下的笔记本和书籍，偶尔看到他当年夹在里面的一朵腊梅，一瓣玉兰，或一片枫叶，全都枯为褐色，纸上也留有痕迹。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七年了。他是诗人，对大自然特别有兴趣。他曾告诉我，有一次在香港赶上刮台风，自己从未经历过，就到西环海边独自抱住电线杆子体验一番，直到能够离开。附带说一句，《受命》采用的是贴近主人公的第三人称写法，他也想写诗，看待世界的眼光掺杂了诗的感受，所以特别注意到那些植物。父亲留下的一花一叶似乎凝聚着故人的情思，又是曾经的时光的缩影。然而对我来说已经遥远得难以企及了。只是在他的诗集中找到一首《又是开花时》，似乎透露了些许消息：
悄悄脱身闹市
幽独的玉兰树下
又写一页
幽独的哀思
轮椅的车辙
遗留我的眼角
更深了
年年，我带走
一片花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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